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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特特 “化缘”度晚年

2015-03-20

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;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主席;舅舅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;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、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向警予。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,李特特的人生非同寻常。

“请叫我‘特特同志’吧,我最喜欢这个称呼,志同道合的朋友。”李特特坚持让记者这样称呼她。今年已84岁的李特特,说自己退休后“累得要命”。她翻出一堆电话簿,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,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、家庭电话。“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,经常往来。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,都讨厌我了,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———‘化缘’。”

1988年,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,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。之所以叫“终身”,是因为“这项工作老也做不完”,她已经整整干了20年。“总生气”、“总受骗”、“总着急”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。“最忙的时候,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,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。”

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,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大小官员们诉苦,惹得一些人都烦了。”李特特一脸的无奈:“还有那些老板,看他脸色,坐冷板凳,听冷言冷语。十有八九他们都不给,就是给了,有的要我帮忙搞批文,有的要我引荐某个大人物。”不仅如此,李特特有时候好不容易要来的钱,在落实上又出问题。“有些县政府说好了拿到钱盖一个多大面积的厂房,一年后你再去看,结果只盖了个破棚子,钱塞进自己腰包了。我现在可有经验了,落实一步给一步的钱,究竟多少预算,我心里早有算盘。”

有人说:“她一个人,国家给她配保姆,住着宽敞的三居室,别说安度晚年,就是游山玩水,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,可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。”“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?人怎么能这样活着!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,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,可还有些地方的人,连饭都吃不饱,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。”

李特特的家里,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,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。“革命家的后代”带给她无数的光环,也让她失去了常人最平凡的母爱。“我总被他们扔在家里。有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,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、一个烧饼,然后就反锁门走了。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,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,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,那时我刚满5岁。”

“后来,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,家里每天宾客盈门,妈妈换上了旗袍,像阔太太。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;一会儿又让我把窗花贴到临街的窗上;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,让我在门口玩。妈妈是个急性子,让做就得马上做,不能问。她‘训’我最多的一句话是: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!直到长大,我才明白,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。”

谈起母亲,李特特哽咽了,久久没有说话。上世纪40年代初,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,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。“当时,我忍不住对妈妈说,你不爱我,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。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,她说‘妈妈是爱你的。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,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,你要恨日本帝国主义。’我说,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,你都没表示,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?妈妈的表情很复杂,她说‘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,外边冷里边热。’我说,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,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!妈妈沉默了许久,说:‘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,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,不可能只有你一个。’我一言不发,泪水浸湿了脸颊。”

作为革命子女,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。20世纪60年代,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,李特特的俄罗斯丈夫与她离婚,返回苏联。之后,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,直至离休。其间,李特特再婚,并生下小女儿。对于这段婚姻,李特特认为很平凡,不愿多谈。

人生的起起落落、悲欢离合,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。她对记者说:“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,死得很惨;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,丢在湖里;三舅妈向警予3l岁被害……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、牺牲了生命,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。”李特特说,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,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,“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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